成吉思汗元年（1206），完成了蒙古草原统一的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杰克·威泽弗德如是感叹道，“数十年间银川股票配资，蒙古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罗马人花费四百年征服的还要多。”
蒙哥汗九年（1259），蒙哥汗去世。因为他没有在临终前确定继承人，于是，围绕汗位的归属问题，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兄弟展开了激烈角逐。
这场历时四年之久的夺权斗争，战火燃遍了大漠南北、关陇秦川、河西走廊以及天山和昆仑山一带，最终以忽必烈的胜出而告终。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为“大元”，并在次年定都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元军彻底摧毁了逃至崖山的南宋流亡政权，完成了中国版图的大统一。
众所周知，元朝一直以疆域辽阔和文化多元著称。
那么问题来了，元朝的“多元特质”都体现在了哪些方面？都具有哪些特征？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一直以来，成吉思汗与他的继承者们都以“全人类的皇帝”自居。根据接受过贵由汗（1206—1248）召见的意大利教士柏朗嘉宾（1182—1252）描述：
成吉思汗曾经要求蒙古人，去征服一切土地，不与任何没有归附自己的民族缔结和约。只要他们自己未被彻底消灭，无论时间多长也要坚持下去。
坦诚说，蒙古帝国主导的三次西征，给被征服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无疑是非常沉痛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蒙古人而言，多次远征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他们的眼界与见识，也有效推动了“文明化”的进程。
1）更为大气的外交策略
基于解决传达政令、互通情报与运送物资等问题的需要，成吉思汗命令“在国土上遍设驿站”。
窝阔台统治时期，驿站制度被正式确立了下来。与此同时，帝国境内的其他各国的外交使者、商人与传教士们，不仅都能得到较高规格的礼遇，旅途安全也能得到有效保障。
对此，《突厥世系》如是写道：“得益于驿站的建立，在伊朗与中亚之间的一切地方，享有这样一种安宁。一个女人头顶金盘，自东向西，不会遭受任何人的侵犯。”
忽必烈定鼎中原以后，驿站制度有了更深层次的发展。
简单地说，元朝建立了一个以大都为中心，东连朝鲜半岛，东北至海参崴以北，北抵叶尼塞河上游，西抵金帐汗国与伊尔汗国境内，南接越南与缅甸，西南连接西藏等地的超级交通网络。
用发展的眼光看，不同地域之间络绎不绝的来往，极大促进了彼此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更深层次的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元朝还与遥远的西欧基督教国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交往。
至元二年（1336），一支由法兰克教士安德鲁等合计16人组成的外交使团，以“长生天气力里、众皇帝之皇帝圣旨”之名，携带着一封“致七海之外、日落之地、法兰克基督教徒之主罗马教皇阁下”的诏书，向对方提出了“开辟两国经常互派使节之途径，并仰教皇为朕祝福，在祈祷中常念及朕，仰接待朕之侍臣、基督之子孙阿速人”与“带回西方良马及珍奇之物”的通商要求。
至元四年（1338），一行人抵达了位于法国南部隆河左岸的阿维尼翁，不仅受到了教皇伯涅的克十二世的接见与热情款待，还游历了很多地方。
不久，教皇委派佛罗伦萨教士马黎诺里等数十人随元朝使团回访。至正二年（1342），使团抵达上都并向元顺帝呈献了一匹“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昂高八尺三寸，色漆黑，仅两后蹄纯白，曲项昂首，神俊超逸”的骏马。
马黎诺里使团一行人在大都留居了近四年后，于至正六年（1346）提出归国。在正式离开之前，元顺帝不仅设宴欢送，还赏赐了大量物品、200匹良马以及三年的开销费用。
至正十三年（1353）年，顺利返回阿维尼翁的马黎诺里向教皇克莱孟六世递交了元顺帝的致书。
客观地说，元朝大气的政治气度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难以比拟的。即使是“天可汗”唐太宗治下的唐朝，与之相比也稍显黯然失色。
简单地说，唐太宗的对外政策固然有着和亲、互市、军事讨伐和分化离间等较为丰富的内容，但自始至终都逃出“华夷之辩”的桎梏。
2）更具开放性的对外贸易
通常来说，游牧社会对于商品贸易的需求一直都较为旺盛。作为对比，长期保持着游牧传统的蒙古人，对农耕的重视较为有限。
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基于巩固统治与充盈国库的双重需要，逐渐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有所认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元朝的统治阶层自始至终都坚持着鼓励贸易的政策。
元朝在建立之初，一度想尝试将大部分外贸业务收归国有。但问题是，蒙古人并没有太多从事商业活动的经验，因此改革的效果并不显著。
在经过一系列的慎重考量以后，元廷决定将外贸业务“外包”给回回商人“斡脱”来经营，政府以从中抽利的方式完成充盈国库的目标。
资料显示，这些在旅行、住宿等环节得到优待的回回商人集团，商业活动范围非常广，即便在波斯与印度等地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得益于“斡脱”的活动，元朝的商业和金融业已经走向了世界。
在当时，精美的青花瓷一直深受海外各国的广泛好评，并被公认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之一。
元朝的青花瓷制品，不仅纹饰繁复、形制巨大，釉料成色大多采用进口。对此，日本陶瓷学家三上次男先生认为：
在景德镇烧制的洁白素地的瓷器上，用鲜艳的钴蓝描绘出花纹、鸟兽纹或风景、人物等的青花瓷，我认为是蒙古帝国元朝统治下的中国，在波斯的伊斯兰陶器艺术影响下产生的。
伴随着元朝对外贸易的日趋发达，相对应的管理制度也日趋完善。
至元三十年（1293），元朝政府制订了“市舶法则二十三条”；延祐元年（1314）。市舶法则在被调整为二十二条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中外商舶从事海外贸易的细则。
用发展的眼光看，市舶法则的完善与优化，在政府加强对海外贸易控制、增加财政收入上发挥了现代外贸法的作用。
考虑到“香货药物乃民用所需”与“海外贸易可以便民”的时代背景，发达的海外贸易不仅充分带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同时促进了不同地域之间文化层次的交流。
一言概之，得益于“斡脱”的国际性商业与金融活动以及开放的海外贸易政策，元朝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有了显著加强。
纵观我国历代封建王朝，能够长期同西域维持远距离陆海两道交通的只有元朝一代。先不说辽、金、西夏有失于海道，宋与明受阻于陆道，即使是清朝与之相比也略显暗淡。
3）更具包容的宗教政策
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普遍信仰讲究“万物有灵”的萨满教。萨满教自带的“多神信仰”特质，使其不像其他宗教一样，具有比较强的排他性。
因此，无论是蒙古帝国还是元朝，统治阶层一直推行着“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的宗教宽容政策。
比如成吉思汗不仅会“尊重各宗教中虔诚的、有学识的人”，还会“要求他们用各自的宗教仪式，为自己告天祝寿，并要求他们利用宗教的权威，使自己的信徒顺从自己的统治”。
一直尊崇藏传佛教的忽必烈也基本上保持着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对此，马可波罗如是记录道：
忽必烈合罕说，全世界崇奉的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说的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说有摩诃末，犹太教徒说有摩西，偶像教徒说有释迦摩尼。我对这四人，都致敬礼。
对于宗教之间的分歧，统治阶层特惠提倡“以辩论分优劣”，原则上不会亲自下场去强制打压某一种宗教，更不采取“灭教”或文字狱之类的极端手段去破坏某一种宗教。
比如源自汉传佛教净土宗的白莲教，曾在元朝民间广为传播，甚至一度成为了武装反抗元廷统治的基层力量。
鉴于此，武宗曾在至大元年（1308年）下令禁止白莲教，但在仁宗即位后不久，白莲教的合法地位就被恢复了。英宗即位后，尽管对白莲教的活动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举措，但也从未采取严格意义上的“灭教政策”。
有趣的是，忽必烈特意将儒教与佛教、道教并提，统称为“三教”。
这就意味着，元朝将儒学与其他宗教并列的举措，不仅总体上打破了“独尊儒术”的局面，还在某种程度上为多元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毕竟，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儒学，对其他文化的排斥力就削弱了。
除了佛教以外，自唐朝开始传入中国境内的印度教以及来自西亚的摩尼教、伊斯兰教、景教以及历史更为悠久的袄教，都在元朝有所发展。
4）不同文化的激烈碰撞
回鹘汗国崩溃后，西迁至西域境内的回鹘人，在充分吸收了突厥文和粟特文两种语言的基础上，创制了更适合本民族语言特点的回鹘文。
从九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回鹘文在葱岭东西的广大地区得到了广泛使用。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委托乃蛮学者塔塔统阿创制蒙古文字。后者在深度参考回鹘文的基础上，成功创制了回鹘体蒙古文。
活跃于14世纪上半叶的畏兀儿学者搠思吉斡节儿，不仅对回鹘体蒙古文的正字法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改进，并规范了蒙古文书写系统。因此，在《黄金史》《蒙古源流》《阿勒坦汗传》等蒙古史籍中均记载了他的贡献。
跨地域的文化交流，离不开语言学习和典籍的翻译。
在元朝，蒙古文、汉文和波斯文都被视为“官方语言”。因此，在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内，大多都会设置通事（口译）和译史（笔译）等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量的不同国家的经典书籍均被翻译成蒙古语版本。比如定居于大都的意大利天主教士孟高维诺（1247—1328），先后将《新约全书》和《诗篇集》翻译成蒙古文。相传，连《亚历山大传奇》这样的传记类作品都出现了蒙古语版本。
另外，一批“漂洋过海”的中文经典著述也深受海外国家的广泛好评。比如以《朴通事》《老乞大》为代表的汉语教科书，一直都是朝鲜半岛最畅销的工具书之一。
学界普遍认为，伊尔汗国时期波斯史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史学的影响。比如拉施特在撰写《史集》的过程中，不仅经常向学识渊博的蒙古族学者孛罗（？—1313）虚心请教，身边还配有两名来自元朝的学者充当助手。
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国医书和中草药也传入波斯。其中，《脉经》和《千金方》先后被译成了波斯文版本。
另外，拉施特专门撰写了《伊尔汗的中国医学宝藏》一书，涵盖了脉学、解剖学、胚胎学、妇科学、药物学等内容，十分全面。
种种迹象表明，在中亚与波斯等地，中原文明有着超出我们想象的影响力。
另外，饱读诗书的伊斯兰学者一直在元朝颇受优待。至元四年（1267），受伊尔汗国大汗旭烈兀的委派，波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来到中国。他不仅向元廷“进《万年历》”，还在建立观象台并制造了浑天仪、地球仪等七种天文仪器。
至元九年（1272），元廷设置专掌国家藏书与编校工作的机构“秘书监”，并委任札马鲁丁担任监事一职。
据史料记载，秘书监内藏有二十六种“回回书籍”，里面涵盖了天文、历算、地理、历史、医学、哲学、文学、相学、机械学、点金术和占卜学等众多领域。遗憾的是，大部分书籍毁于战乱，没有流传给后世。
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命许衡“领太史院事”，以郭守敬、王恂为副手，共同研订新历法。至元十七年（1280）春，他取“敬授民时”一句，将新修订的历法取名为“授时历”。
坦诚说，以当时的条件，使用四年时间观测出所需要的数据，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在《授时历》的编撰进程中，大概率参考甚至直接引用了伊斯兰历法中的部分数据。
在医学方面，元廷设置了专门管理回回医药的机构广惠司。
在“回回书籍”中，不仅有“忒毕医经十三部”，多种回回药物的性能与配方均被载入《饮膳正要》当中。
《回回药方》原书共三十六卷，现仅存明初抄本残存的目录下与第十二、三十、三十四卷。值得注意的是，残卷内容中，就记录了“四十四门，合计三千六百九十五（药）方”。
许有壬在《大元本草序》中如是写道：“西北之药，治疾皆良，而西域医术号精，药产实繁”；《南村辍耕录》不仅记载了西域医生聂只儿为驸马刚哈剌奇诊治重疾的事迹，并称“西域多奇术，信哉！”
在元朝，蒙古贵族们经常举办内庭大宴“质孙宴”。宴会要求，上至皇帝与贵族大臣，下至参会的近侍、卫士、乐士等人，必须穿着上下有别、等级身份不同的一色服装。
按照当时内府定制，这种质孙服必须使用“纳石失”织成。“纳石失”一词为波斯语“Nasish”的音译，即“缕皮傅金为织文者”，是一种绣金锦缎。
由波斯工匠所织的纳石失，因为品质优良，深得蒙古贵族们的喜爱，有些织品一度成为皇帝赏赐臣下的贵重物品。
除了质孙服以外，皇帝衣着服冕中的玉环绶和履，朝廷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时宫廷仪仗队所穿着的服装，蒙古王公贵族与百官所用的很多服饰，也多以“纳石失”制成。
为此，元朝专门设置别失八里局、弘州人匠提举司、纳石失毛段二局、兴和路荨麻林人匠提举司和弘州、荨麻林纳石失局等机构，加强其生产与管理。
得益于全方位的文化交流，元朝文献当中出现了一大批国外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名字。
除了扎马鲁丁以外，还有叙利亚学者爱薛，阿拉伯建筑师也黑迭儿丁与学者赡思，回回医学家忽思慧，尼泊尔建筑学家阿尼哥等。
他们在天文、医药、饮食营养、地理、水利、建筑、雕塑等领域中均取得了十足的成就，堪称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了元朝中期以后，伴随着熟谙儒家文化的蒙古与色目人士的日益增多，原本来自不同地域，分属不同族群，信奉不同宗教的各族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的日渐融洽，最终形成了颇为奇妙的“多元文化圈”。
1）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儒化进程”
坦诚说，尽管元朝文化以多元著称，但作为“土著”的儒家文化，不仅历史悠久，也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与强大的辐射力。
在古代中国，士大夫阶层一直强调“内华夏”与“外夷狄”。但到了元朝，中原儒生们突破了“夷夏大防”的狭隘观念，普遍推崇“夷狄进至中国则中国之”的天下观。
伴随着社会秩序的日趋稳定，元朝的大儒们不仅将这些主动学习儒家文化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视为“道义之交”，还会以“吾徒”、“吾党”称之。
比如著名学者许有壬（1286—1364）就曾对蒙古族学者万家闾做出了“天资聪颖，喜交儒士，灼然见有道义，故确然无间于吾徒也”的高度评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来自不同地域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们主动“舍弓马而事诗书”，沉浸于中华文化之中无法自拔。
对此，回回诗人马祖常（1279—1338）如是评价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偏气之语，不相通晓，互相憎恶。惟中原汉音，四方可以通行，四方之人皆喜于习说。”
活跃于元朝境内的西域学者们所取得的儒学成就，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据《元统元年进士录》为例，在“色目二十五人”中，“于阗人一，别失八里人一，畏兀儿人四，哈儿鲁人二，回回人四，穆速鲁蛮人二”。
他们在文学与艺术等领域所取得的卓越的成就，赢得了中原知识分子们的高度赞誉。
以诗闻名的葛逻禄诗人廼贤（1309—1368），“上而公卿大夫，下而里闾韦布之士，莫不称之，一时之善为诗者亦莫之能过也”；回回诗人孟昉“明敏英妙，质美而行懿。尝拟先秦、西汉诸作，摹仿工致，大夫士皆与之”；西域士人沐仲易“工于诗，尤精书法。乐府、隐语，皆能穷其妙，一时士大夫交口称叹。”
至于主动学习中华文化的蒙古族民族知识分子，可谓不胜枚举。最具代表性的非元末政治家脱脱莫属。
脱脱（1314—1355），字大用，蔑儿乞氏。幼时师事浙东大儒吴直方，深受儒学浸润。他两度出任宰相，恢复科举，重开经筵，主持编修辽、宋、金三朝之史。
因为他主动推行汉法并否定了前任右丞相伯颜提出的“杀尽张、王、刘、李、赵等五姓汉人”为代表的反儒政策，他赢得了广大儒士的衷心爱戴。因此，在他被害之后，浙江诗人戴良（1317—1383）等均“以诗祭之”。
一言概之，当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们主动接受了儒家文化以后，中原儒生们就不再“以蛮夷视之”，不仅以诚相待，还对他们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
2）异域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实际上，元朝的汉族知识分子们，在以儒家文化浸润诸少数民族友人的同时，也逐步认同了“能行中国之道”的异域文化。
蒙古的饮食文化素来以历史悠久且特色独具著称，与以农耕为主的汉族的饮食习惯大有不同。作为游牧民族传统饮食的肉食和奶食品就颇合中原儒生们的胃口。
许有壬在扈从上都的元统二年（1334）写下了《上京十咏并序》。简单地说，他以十首诗的篇幅描绘了马奶酒、黄羊、籸面、地椒等多种草原美食，并详尽记述了品尝心得。以《马酒（马奶酒）》为例：
味似融甘露，香疑酿醴泉。新醅撞重白，绝品挹清玄。
骥子饥无乳，将军醉卧毡。挏官闻汉史，鲸吸有今年。
在元朝，以“蒙古风格”服饰为代表的“胡俗”也颇为流行。对此，一直以“宋遗民”自居的士人郑思肖（1241—1318）也承认，“今南人衣服、饮食、性情、举止、气象、言语、节奏，与之俱化，惟恐有一毫不相似。”
元朝的汉族知识分子们，不仅不反感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服饰，对于蒙古和西域的物质文化也多有包容与接纳之意。
比如僧人来复在《题赵松雪巎子山二公墨迹卷后》中，就对西域康里诗人康里巎巎（1295—1345）的颜值，做出了“康里平章起燕族，貂帽狐裘面如玉”的高度肯定。
另外，以“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著称的西域特产“阿剌吉酒”，一直深得一些儒生的喜爱。比如诗人黄玠就盛赞道：“阿剌吉，酒之英，清如井泉花，白于寒露浆。”
其他诸如“价贵于金，实为犀利，王公贵人皆佩之”的“回回刀”、西域的制糖术、葡萄酒酿造技术、舍儿别（果子露）煎煮法等各种来自西域等地的生活用品与生产技艺，均在传入中土后被普遍接受。
除了饮食和服饰等物质文化外，元朝的儒生们也对异域民族的精神文化有所认同。
至元六年（1269）七月，忽必烈下令将在全国各地设立诸路蒙古字学，并要求各级官员必须在100天内掌握八思巴文。
江西理学宗师吴澄（1249—1333）不仅对八思巴文做出了“以开皇朝一代同文之治者也”的高度评价，还在《送杜教授北归序》中，系统地分析了八思巴字的文化功用，指出了这种表音文字较之于传统汉字的优势。
学者虞集（1272—1348）也认为：“世祖皇帝既一海内，尽出四海之贤能而时举之。取士之途非一，而常恐不及也。始置国字，合音以成言，累文以成字，以同四海之文，以达四方之情，以成一代之制。”
出于跻身仕宦的愿望，很多中原儒生们开始主动学习蒙古语言和文字。到了元末时期，福建一带的民间书坊内还数次刻印并销售着蒙汉对译小册子《至元译语》。儒生们学习蒙古语的热情，可见一斑。
对此，明初大儒方孝孺对此可谓“痛心疾首”：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未数十年，熏渍狃狎，骨化风成。而宋之遗习，消灭尽矣。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语言容饰以附于上，冀速获仕进，否则诎笑以为鄙怯。非确然自信者，鲜不为之变。
元朝时期，文化趋向民间化和通俗化，如元杂剧的盛行就是典型案例。据史学家考证，现存元明戏曲剧目中含有的蒙古语词语多达近两百个。这说明，元朝的汉族百姓们，对蒙古语的日常词汇已经有所掌握。
除此之外，畅销的日用类书籍也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在《新编纂图群书类要事林广记》《新编古今事文类聚》等书中记录的方国、地理、饮食、医药、香谱、珠宝、艺术和游观等门类中，可以查阅到大量关于外国风土人情的记载。
在《事林广记》的“方国类”当中，不仅出现了冠以“大食”名号，位于今索马里北部亚丁湾南岸的弼琶哆国、位于今阿曼南部米尔巴特一带的勿拔国、位于伊拉克北部摩苏尔的勿斯离国、位于今沙特麦加的默伽国等国名，还出现了未冠以“大食”名号的勿斯里国（埃及）、默伽腊国（摩洛哥）等地名。
坦诚说，这些西亚和北非的地名，之所以能够在日用类书中刊出，高度预示着基础的地理学知识已经在民间已经有了很大的普及。由此可见，元朝中外文化交流的某些成分，已经渗透到了民间。
总而言之，元朝的中外文化交流，蕴含着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即使与被认为是中外文化汇聚的高峰的唐朝相比，也在总体上呈现出了更加丰富充实与多彩多姿的特质。
这正如许有壬在《大元大一统志序》中所说的那样，“我元之盛世，乃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换言之，元朝虽然“地有南北、人分华夷”，但一直有着海纳百川的文化内核。
最后想说的是，中华文化中“多元一体”的特质，不仅是团结中国各民族同胞深度交往的纽带，更是消除文化隔阂的粘合剂。
包容、理解、尊重和珍惜“他族”的文化银川股票配资，一直是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大前提。鉴于此，我们可以从几百年前的元朝的知识分子们身上得到更多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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