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配资门户平台配资，我收到了一位友人寄赠的其父所著的回忆录。近年来，我对老干部所撰写的回忆录情有独钟，因为这些个人史往往能够丰富并弥补正史记载的不足之处。
胡瑞藩，我友人之父，乃一位资深的军旅老将，其根源可追溯至新四军。他在解放军总医院，亦即301医院，度过了大半生。在此期间，他先后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及医疗队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在其回忆录中，有一章节特别引起了我的关注，该章节详细记载了总医院如何响应毛主席昔日的“6.26指示”，并派遣巡回医疗队赴山西，记录了他们在那里的工作与生活点滴。这一段历史深深触动了我。
那段岁月的经历者无不深知，毛主席曾于1965年6月26日发表了一项著名的“6.26指示”，其中对卫生工作进行了严肃的指正。毛主席指出：“卫生部的工作仅服务于全国人口的15%，而这15%中，主要还是城市中的特权阶层，而广大的农民群众却难以获得医疗资源，既无医，亦无药。若任其如此发展，卫生部或许应更名为‘城市老爷卫生部’。至于尖端问题，并非完全不予关注，但应当适度分配人力物力，而大量资源应当投入到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转向农村。”
遵循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各大中城市、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和军队的医务人员，分批次、有计划地组成了医疗队伍，深入农村开展医疗服务。由此，全国范围内启动并实施了统一的巡回医疗制度。
在巡回医疗活动中，众多医务工作者深入农村，与农民兄弟共餐、同住、共劳作，走进农户家中或田间地头提供医疗服务。众多知名专家亦踊跃加入，在为群众诊疗的同时，亲自指导农村卫生人员，提升他们的诊疗技能。由此培养出的“赤脚医生”，成为了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骨干力量。至1975年底，全国范围内，包括城市及解放军医务人员在内的110多万人次，先后参与了农村巡回医疗服务，其中亦不乏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医疗队的积极参与。
解放军总医院医疗队伍汇聚了来自附属302、304、309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及少数来自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在总医院及其附属医院工作的1400余名医务人员中，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投身农村医疗服务（中央首长保健任务承担者及年老体弱、多病者除外），累计已有1100余人投身于医疗队的工作。
胡老连续三年亲自带领总医院的医疗团队深入农村，亲身体验了农村医疗资源匮乏的现状，深刻感受到了广大医务工作者在恶劣环境中不懈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对毛主席“6月26日”的指示以及卫生工作的方向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
值此毛主席“6.26”指示发表六十周年之际，恰逢解放军总医院第二批医疗队赴山西开展巡回医疗活动满五十五载，为缅怀这两个特殊时刻，并纪念已故的杰出老军人胡瑞藩同志，本文便基于胡老生前所著的回忆录精心整理而成。
一，毛主席关心医疗队
1968年冬季，解放军总医院在确保部队防疫治病工作的同时，向上级提交了报告，明确表示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6月26日指示”的精神，并通过实际行动推动医院医务人员赴农村进行锻炼。年底，总后勤部党委向军委办事组呈报了《关于解放军总医院医务人员下放农村锻炼的报告》。
呈递报告后，军委办事组负责人黄永胜亲自审批，并将报告递交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等领导审阅。他们均在报告上逐一圈阅，周总理更是提出“总医院应率先垂范”的指示。报告最终呈至毛主席案前，毛主席审阅完毕后，郑重地画下了一个圈。年底，军委办事组将毛主席、林彪批准的《关于解放军总医院医务人员下放农村锻炼的报告》转发至全军，并要求各级军、省军区党委认真研究，全军各医院均需参照解放军总医院的做法予以执行。
1969年1月5日，解放军总医院派出首批医疗队伍，共计405名医护人员，他们被编为31个小组，分别前往陕西省延安、安康和商洛三个贫困地区的31个革命老区县执行任务。
毛主席在医疗队出发不久后，便询问随行的保健护士：“我们的医疗队进展如何？”护士对主席的问题感到困惑，便将询问内容转达给了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黄永胜随即指示总后勤部上报相关情况。为此，解放军总医院紧急抽调了干部及医务人员，成立了由胡瑞藩担任组长的调查小组。
三月初，胡瑞藩率队抵达陕西，携同姚渊、韩桂芳、蒋辉永等同事，对延安和安康地区的医疗队展开调研；同时，孙克强与309医院的副院长曲济民带领团队对商洛地区的医疗队情况进行考察，收集的材料由胡瑞藩负责统一整理汇总。
胡老回忆道：“抵达延安后，我立刻察觉到首批医疗队的指导方针出现了偏差。在延安地区举办的汇报会上，各县的医院负责人纷纷汇报参与了多少次集体劳作，为农民挑水多少回，积肥多少担……我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我询问他们，诊治了多少患者，实施了多少手术？然而，无人能给出明确答案。原因在于，出发前在总医院举办的培训班上，某位副政委指示，医疗队应将劳动视为主要任务。”
“接到这样的指令，我感到十分焦虑。毛主席关切地询问医疗队的工作进展。他们若是下去不进行医疗救治，只是参与劳动，这样的安排如何向领导交代？我严肃地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医疗队应当以医疗救治为首要任务，若方向偏差，那将是一个严重的后果！”
会议结束后，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匆匆赶往安康地区。果然，那里的情况与延安相差无几。在10个医疗队负责人的汇报会上，有人竟直接谈论起如何召开批判会，进行清查。甚至有几位医疗队长被任命为所在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指导员则晋升为副书记。部分队员在地方政府的安排下，参与了当地的阶级队伍清理工作。当地人士表示，县和公社的领导正为清查犯难，缺乏得力的干部。恰逢解放军的到来，他们立刻被任命为当地的职务，负责办理专案，开展阶级斗争。
“你说得没错！医疗队就是用来提供医疗服务的！即便没有患者，医疗队也应专注于医疗服务，至于地方性的活动，我们不应插手。”靳院长的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信心。
拨通电话后，我即刻将靳院长的指示传达至各队，对既定的工作方针进行了详细阐述，着重强调了医疗队的定位和使命。同时，我要求各队立即纠正错误的操作方法，并明确指出，今后不再承担公社分配的职务。
数日之后，延安方面的整改信息传至，而安康这边却未见有任何动静。在我追问之下，方知是前来安康地委支援的21军军代表持不同意见，他对我大声疾呼：“若不清查，地方政权将不复存在，那还谈何医疗？”尽管我竭力解释，他却充耳不闻，最终双方争执不下，不欢而散。
为了赢得当地的支持并迅速进行整改，我急切地赶往西安，寻访了21军政委梁济民。他认同我的观点，随即接通电话，明确指示安康地区必须坚决遵循中央的指示行事！在驻陕21军领导的大力协助下，安康地区各县的医疗队工作迅速恢复了正常。
自那时起，总医院医疗队的全体医护人员便深入贫困山区，不畏艰辛，全力以赴地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医疗服务，谱写了一曲曲奉献的华章。
当年夏日，总后勤部党代会的帷幕正式拉开，大会上的发言选自我国军队后勤战线上诸多杰出集体与先进人物。其中，总医院南楼的护士、医疗队员王昌英，作为医疗队的代表，发表了典型的讲话。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陕西的贫困山区英勇救死扶伤的感人事迹，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掌声屡次打断她的发言。会议结束后，中央各大媒体纷纷竞相转载报道此事。总后勤部党委以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解放军总医院医疗队的纪实通讯，号召全系统广大干部战士向他们学习。
在首批医疗队圆满完成使命的同一天，总后勤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热烈欢迎总医院医疗队的凯旋。邱会作部长、张池明政委以及全体班子成员均莅临现场，仪式结束后，他们还亲切接见了医疗队来自各个县的负责人。总医院医疗队凭借卓越的业绩，让毛主席深感欣慰。
二，总医院医疗队赴山西
1970年2月，解放军总医院派出第二批医疗队前往山西执行任务。在启程前夕，医院举办了一周左右的培训班，旨在让队员们深刻理解农村工作的重要性。期间，队员们进行了编队分组，明确了各自的带队干部，分配了任务，并强调了纪律性。规定队员们只能携带生活必需品，禁止擅自对外透露个人信息，且不得接受农民的赠物或病人的医疗费用。
靳来川院长和蒋汉卿政委多次亲临培训班发表讲话，他们指示队员们抵达农村后，要积极与贫下中农实行“五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斗私批修，以此加深对农村及农民的了解，并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自己。
由404人组成的第二批医疗队伍被划分为30个小组，分别前往山西省长治、运城、临汾三地的28个县域开展医疗服务。其中，位于原八路军总部旧址的武乡县以及深受地方病困扰的安泽县（该县有超过2.3万名大骨节病、克山病患者）各分配了两个医疗队。
胡老回忆道：“抵达山西后，临汾地区的负责人向我提及，稷山县太阳村公社被誉为全国卫生红旗单位，是卫生部树立的典范。尽管该县已有一支队伍前往，但他们建议我们再派出一队前往太阳村公社，以进一步提升其卫生水平。我对此建议表示赞同，随即从武乡县调派了一支队伍，由总医院秦力君同志率领，转往稷山县太阳村公社。”
“总医院派往山西的医疗队伍依然是人才济济、技艺高超。队伍中不仅有资深的军医、各科室的主任以及专家教授，甚至不乏新中国某些医学学科的开创者。其中包括总医院的盛志勇、叶慧芳、吴之康、曹家信、李功宋、李炎唐、马成萱、陈家顺、周柏铭、黄念秋、黄秀琴、宋运琴；302医院的姜素椿，304医院的刘连络；309医院的那学明、李福星，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刘雪桐、刘永、周金黄等，人才辈出，难以尽数。医疗队伍中还有不少是老革命家的后代，其中军级、省部级干部的后裔更是众多，甚至有曾在中央领导身边担任保健工作的医务人员。他们均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投身于医疗队伍，未曾有任何一人谋求特殊待遇。”
遵循中央卫生部的指导精神，医疗队所需的药品供应，应由各省市医疗机构进行调剂处理。尤其是国家统一管理的麻醉药品，其调配必须获得省卫生厅的正式批准。我手持中央卫生部的通知，多次拜访省卫生厅负责人张金，他态度热情，药品问题得以顺利解决。然而，对于一些非药品物资，如医疗器械等，由于它们由其他厅局管理，张金无法提供帮助，于是他引荐我见省革委会副主任兼业务组长韩英。韩英当时年约三十余岁，身材魁梧，年轻有为，身为中央候补委员。他对我的提问回应迅速且直截了当，处理问题高效迅速，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吸取了第一批医疗队的经验教训后，第二批医疗队特别注意避免介入地方上的派性纷争。当时，地方上正致力于阶级队伍的清理工作，部分公社甚至将我们误认为军宣队，将一些队长和指导员任命为公社革委会的副主任或副书记，意图让他们从医疗工作脱身，专职负责运动。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进行了纠正。”
“派遣的医疗团队进驻的往往是革命老区，这些区域地处偏远的山区，环境尤为艰苦。太行、太岳、吕梁、中条等山脉绵延不绝，几乎每座县城都驻有医疗队。队伍中不少成员自幼家境优渥，在大城市中长大，甚至有多年海外留学的经历，对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知之甚少。他们对农民的生活缺乏共鸣，对艰苦的生活条件缺乏亲身体验。尽管在出发前他们已经有所思想准备，但真正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分散住宿在山村村民家中（按月支付粮票及伙食费），初来乍到时仍感不适应。山西山区一日仅两餐，主食稀少，以稀食为主，医疗队员们普遍感到食不果腹。由于农村卫生条件相对落后，一些队员身上长了虱子，患上皮肤病，或遭遇肠胃不适，甚至不敢使用村民的餐具吃饭，也不愿饮用村民倒出的水。此外，有些人对于崎岖的山路、夜间的行走以及深沟险壑感到畏惧，对巡诊工作感到颇为棘手。
面对种种挑战，领队干部与党员同志身先士卒，着重强化队员的纪律培养和心理辅导，因地制宜，确保环境整洁与个人卫生。各县的武装部门对医疗队伍倾注了深切关怀，在生活各方面提供了诸多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队员们逐渐克服了初来乍到的种种不适。他们积极向贫困地区的农民学习，与民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山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真正成为了村民们的一员。
在这片辽阔而偏远的贫瘠之地，无论是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抑或是身居高位的干部子女，他们均在医疗队伍中成为了一名普通的成员。他们组成了众多巡回医疗小组，背负着药箱，不畏酷暑严寒，跋山涉水，穿梭于村落之间，为当地民众提供巡诊医疗服务，送医送药。
三，山区农民称他们为中央医疗队。
胡老回忆道：“在首批医疗队刚开始下派时，由于缺乏经验，遭遇了不少挑战。然而，在靳院长的指导与医疗队员们的不断实践中，我们逐渐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当我院首次调查报告提交上去后，总后勤部的邱会作部长高度重视，在材料上用铅笔亲笔写下了一段评语：‘医疗队进驻农村，必须切实履行三项重要任务：一、医治病患，解除病痛；二、协助推进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培训赤脚医生；三、推广中医中药。自此，每支医疗队都严格遵循这‘三项任务’的指导方针。”
往昔的山区农村，交通闭塞，通讯不畅，卫生设施匮乏，医疗条件极差，民众生活颇为困苦。一旦有人遭遇急症或重病，竟无任何救治手段，唯有听天由命。总医院派出的医疗队深入农村，始终将群众的安危和疾苦铭记于心。
面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气，因地制宜地发明了许多独特的土办法。例如，他们利用窑洞、草棚等简陋设施，自行搭建简易手术室和手术床；将手电筒作为手术时的照明工具；采用土法进行输氧，自制生理盐水等。当手术血浆短缺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为自己人献血；为了熟练掌握硬膜外麻醉技术，他们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亲自进行试验。那些昔日被判“死刑”的患者，在他们的救治下得以康复。在大医院才能进行的手术，如今在农民的炕头上得以顺利完成。
“那日，一位初诞的幼婴突然呼吸停滞。医疗队员们立刻施行了口对口的人工呼吸，终于将婴儿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目睹此景，一位年迈的大娘泪水纵横，感慨道：‘唯有毛主席派来的人，方能将我们置于心间，关怀备至。’”
一位农村妇女在生产过程中遭遇难产，大出血情况危急。家人紧急求助巫婆，试图通过装神弄鬼的方式“斩妖驱魔”。得知消息的医疗队员赶到现场，却被家中的婆婆坚决拦住，不允许其入内。在无奈之下，护士紧紧抱住婆婆，医生则强行闯入。没过多久，便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紧接着又是另一声，原来是一对双胞胎，母子三人终得平安！
叶慧芳教授，身为总医院妇产科主任，曾是现代妇产科学泰斗林巧稚教授的得意门生与得力助手。她医德高尚、专业精湛，务实肯干，深得干部和群众的广泛赞誉。我有幸造访时，目睹她神采奕奕，正与医疗团队并肩巡诊，几乎每日都需主持一至两台手术。虽然她日渐消瘦，肤色也变得黝黑，但在我心中，有这样一位杰出医生，该县的人民无疑是何其幸运！
不久前，芮城县的医疗队伍深入基层。恰逢炎炎夏日，北里庄村的村民们因误食了死牛肉，全村超过百人不幸食物中毒，症状各异，有的高烧不退，有的陷入昏迷。医疗队与县医院的医护人员迅速投入全力，展开紧急救治。得益于他们的及时救援，所有中毒村民均转危为安。
医疗队指导员张修萍于夜幕降临时分，巡诊归途中不慎坠入约七丈深的壑沟，全身多处骨折，随即陷入昏迷。在被紧急抬至公社卫生院进行抢救并苏醒后，她的心中依然牵挂着那些中毒的社员。此事经《山西日报》报道，以《中条山下育英雄》为题，传颂了张修萍的事迹。
“张修萍返京接受治疗后，总医院遂派马成萱前来接任指导员一职。马成萱与史拴及队长携手，共同带领队员们深入基层。在短短一年间，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县的14个公社、300余个村庄，成功救治了成百上千名危重患者。”
在创作过程中，一位朋友分享了一篇回忆录给我。这篇回忆录记载了她在学生时期曾多次见到毛主席的珍贵经历，以及她此后担任万荣县医疗队副队长，韩淑媛女士的感人事迹。
‘我现在终于轻松了，摆脱了65年来老天爷赋予我的痛苦，感谢解放军，感谢医疗队！’”
大年除夕，纷纷扬扬的大雪铺天盖地。一位社员突发疾病，全家人心急如焚。在这大雪纷飞、阖家团圆的夜晚，如何能找到医生呢？就在他们焦虑不安之际，巡诊的总医院医疗队及时赶到。看到这些浑身裹着雪花、却面带汗珠的解放军战士，家人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高呼“毛主席万岁！”他们为病人救治完毕后，便离开温暖的炕头，冒着严寒和飞雪，继续巡诊直至破晓。
胡老感慨道：“那段时光，我频繁深入基层，走访各个队伍，实地考察工作进展，与医疗团队的同志们同甘共苦。李功宋（高平县）、李炎唐（黎城县）、周柏铭（XX县）等医生的手术技艺，深受群众赞誉。我也有幸多次亲临现场，其中最难忘的一次是李功宋医生为一个孩童切除肩部肿瘤。手术过程复杂，条件相当简陋，却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在全县范围内引起了轰动。”
在投身于为广大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医疗队伍成员观察到，所面临的复杂病症较为罕见，更多的是诸如感冒、发热、阑尾炎等常见疾病。在此情况下，不论个人专长如何，都必须面对各种病症，锻炼成为具备全面医疗技能的“全科医生”。这种角色的转变要求我们保持科学严谨的态度。面对技术难度较高的手术，医疗队会积极邀请当地医院的专科医师参与，必要时甚至从北京301医院调配专家支援，共同完成手术，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对患者健康的高度重视和责任感。
胡老感慨道：“此类感人的故事数不胜数。这一切，都归功于医疗队所拥有的精湛医术、崇高的医德以及心系农村群众、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所至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在山西的一年里，他们为成百上万的贫苦农民提供医疗服务，实施了超过两万例手术，挽救了千余条生命垂危的患者，为当地民众送去了党的关怀，化身为了守护百姓健康的守护者。”
“提及解放军总医院医疗队，乡民们却惯以‘中央医疗队’相称，亦或是亲切地称之为‘毛主席身边的人’。”
四，土法治地方病效果显著。
胡老回忆道：“在‘6.26指示’中，毛主席曾鼓励我国医务工作者将中医药的智慧与西医西药的精华相结合，深入挖掘其潜力，为世界医学贡献我国的力量。总医院医疗队始终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农村地区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经济、高效的特点，持之以恒地推进中西医的融合之路。”
“位于我国北方，山西晋东南地区的山丘地带是大骨节病的高发区。患者常遭受关节疼痛、肿胀变形、肌肉萎缩及运动障碍的困扰，这一病症多年来一直是医学界难以攻克的难题。”
“在1970年春季，沁水县的医疗队伍抵达了杨家河大队。经过一番详尽的调查，他们揭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王必、苏庄等公社范围内，患有大骨节病的患者多达四百余位。在大新庄的一户十口之家，竟有八人被此病所困扰，其中许多人因此病痛而丧失了劳动力。”
医疗队伍迅速组建了四个专治大骨节病的普治小组，他们深入偏远的山村，搜集民间流传的偏方与土法。经过对群众提供的130余种土方进行严格筛选，并经过多次试验，最终制成的“桑花片”疗效并未达到预期理想水平。
“某日，队长陶梦雄从长治会议归来，向众人分享了一个故事：在安泽县，有一户人家长期在水缸中放置煤块，二十余年来，家庭成员未曾患过大骨节病。这一现象引起了众人的好奇。若此方法能预防疾病，那么它是否也能用于治疗？于是，他们开始研究煤的特性，将煤块磨成粉末并压制成片。然而，试验发现这种粉末片副作用明显，无法投入使用。接着，他们从煤片想到了煤灰，从水缸泡煤的经验联想到浸出液，但制成的煤灰浸出液口感如同白开水，疗效依旧未见。
一日，受到一位社员的启发，他们灵感迸发，将目光从煤灰转向了草木灰，并大胆地提出了利用草木灰浸出液治疗大骨节病的创新构想。为了确保所制药液的安全性，队员们毅然决然地进行了反复尝试，直至亲自服食，以确保对人体无害。随后，他们将药液用于患者万秋平，仅经过三天的服用，他的关节疼痛便得到了显著缓解；七天后，疼痛感完全消失。经过更多严重患者的服用，疗效均颇为显著。于是，县里决定将这一疗法进行推广。半年后，对数百位患者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显示疗效高达90%以上。即便停药，部分患者也未出现复发情况。大骨节病这一曾被视为不治之症的顽疾，终于找到了治愈的方法。草木灰治愈大骨节病的喜讯迅速传开，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总医院随即组织了现场会，杜兴中副院长率众多领导和医务人员前来参观学习，总后卫生部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
沁水县医疗队服务期满后，其任期得以延长至半年以上。他们为攻克大骨节病这一地方性疾病做出了卓越贡献，全队荣膺集体二等功。队长陶梦雄（309医生）及指导员马忘兰（301护士）分别荣获个人三等功，而草木灰浸出液的发明者那学明（309医生）亦获评个人二等功。当队员们返回北京途中，于太原受到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张平化的热情接见。
慢性气管炎，作为一种威胁民众身心健康的常见疾病，其重症患者常伴随肺气肿等并发症，生活常常受限，卧床不起。为有效预防和治疗此病，医疗队伍积极投身于群众性防治工作，成立多个气管炎防治小组，严格执行“教育、检查、治疗、观察、总结经验”的五项细致措施。为了精确检测患者清晨的第一口痰液，准确计算痰量并观察其性状，队员们天未破晓便上门服务，甚至有人与患者同床共眠，细致入微地观察夜间病情的微妙变化。
在精确把握病情症状及其演变规律的前提下，他们秉持谦逊态度，向民间草医药农请教，挖掘了众多药源丰富、经济实惠的中草药。经过临床研究和科学实验的严谨筛选，他们提炼出疗效显著的治疗方案，为上万名患者提供了治疗，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例如，芮城医疗队采用了当地流传已久的民间土方——“焦炭浸出液”，用于治疗200例40岁以上的慢性气管炎患者，临床有效率高达84%，这一成果甚至被总医院收录进《治疗气管炎临床资料汇集》一书中。
慢性气管炎往往因感冒而反复发作。平陆县医疗队曾对一百名老年慢性气管炎患者的发病原因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与分析，结果显示，其中有七十八位患者是由感冒受凉所引发的。因此，采取积极的措施预防感冒，能够将防治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医疗队员们不仅在广泛宣传以预防为主的策略，还积极搜集防治感冒的民间偏方和经验方。1970年冬季，山西部分地区流感蔓延，陵川县医疗队利用防风、薄荷、黄芩、生姜等药材熬制了大锅汤，供群众服用。同时，他们采用黄芩液和石炭酸液滴鼻等方法，为近万名群众提供了预防措施，并对数千名患者进行了及时治疗，使得发病率迅速从原先的19%降至1%。夏县医疗队则采用菲草和霜桑叶进行预防，同样迅速遏制了流感的蔓延。
初入农村的医疗队伍，所至之处，街巷与庭院皆充斥着垃圾与污水，加之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极为落后，疾病肆虐，众多村民因疾病而离世。他们借鉴了全国卫生模范村稷山县太阳村的成功经验，坚持预防为主的策略，从源头着手预防疾病。他们积极动员群众，广泛开展了以除害灭病为核心的环境卫生、饲养卫生和家庭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从动员群众清扫街道开始，他们着手对饮用水进行消毒，建设厕所，整修猪圈，对村街粪便实施地头堆封，控制蚊蝇滋生，并将社员家庭的炉灶更换为防尘省煤的聚风灶。这些举措显著改善了家庭及村子的环境卫生，大幅降低了多种地方病的发病率。
五、针刺麻醉技术的广泛传播与普及，以及赤脚医生的培育工作
胡老回忆道：“针刺麻醉技术源自上海，在文革期间迎来了蓬勃发展。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它曾获得毛主席的赞誉。当年，医疗队在乡村进行的中小型手术中，超过七成均采用了针麻疗法。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1970年，医疗队与运城地区卫生局共同策划并实施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现场教学活动，采用针刺麻醉法成功完成了肺病、胃病、阑尾炎等几例手术。地区及各县医院的领导与业务骨干纷纷前来观摩学习。其中，一台肺叶部分切除的手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站立在手术台旁，目睹了由总医院胸外科的李功宋医生主刀，郝荣燕护士负责麻醉的全过程。只见银针轻轻扎入几个穴位，手术便随之展开。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女患者始终保持清醒，毫无痛感，甚至能够交谈，甚至主动索要水喝，这真是一个奇迹！当天的手术均取得了圆满成功。术后，医务人员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我亦发表了总结性的讲话。针灸这一不受设备、气候、地理条件限制的传统中医技法，在总医院医疗队的努力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医疗团队每至一地，均致力于协助当地社队构建健全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并对基层卫生工作者进行培训。旨在为当地培养一支驻留的医疗服务队伍。该模式以低成本、广泛覆盖和保障基本健康需求为核心，有效保障了广大农民群众最基本医疗健康权益。
队员们陆续编纂并出版的《山西中草药土单验方手册》、《中草药治病方法介绍》、《经络诊疗法学习资料》、《草木灰治疗大骨节病》、《治疗气管炎临床资料汇编》等手册，内容广泛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科等常见病和多发病。这些手册在每期培训班上充当了简易且实用的卫生教育教材。培训班通常将田间地头、病患家中作为课堂，通过言传身教、学以致用的方式开展教学。课程内容涵盖解剖学、药物学、内科学、中医学、针灸学以及“三防”知识等。每年接受培训的基层卫生人员超过万人次。
“旨在提升赤脚医生的医疗技能，探寻疗效显著的穴位，医疗队员们不懈追求，于自身反复实践针灸。在指导赤脚医生学习针灸的过程中，每讲解一个穴位，便亲自在自己身上演示，以此作为示范，直至每位学员均能运用针灸及民间疗法治疗数十种常见疾病。仅1970年上半年，医疗队及其培养的赤脚医生，即便在设备简陋的农村卫生所和农民的炕头上，通过针灸成功实施了超过一万例的治疗，为众多患者缓解了病痛，甚至使一些聋哑、瘫痪、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重获健康。”
周金黄博士，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理学领域的资深一级研究员，在其回忆录中提及：“1970年，我毅然报名加入了总医院山西医疗队。在启程前，我特意学习了针灸技艺，掌握了基本的针灸治疗手法。抵达夏县后，得知我们是来自北京大医院的免费医疗队，消息迅速传开，每天都有数百名农民跋山涉水前来求医。我们的队员们各自负责诊疗，不分专业界限。队长黄秀琴高度重视中医中药的应用，我也满怀信心地独立承担起治疗任务，为农民进行针灸。常用的穴位包括合谷、内关、足三里等。每当农民说‘得气了’，我便知道神经刺激已成功传导至中枢，这对于缓解农村常见的腰酸腿疼症状尤为有效。遇到疑难杂症，我便将患者转交给黄队长。在那一年的农村生活中，我深刻体会到广大农民对医疗资源的迫切需求，中医中药的疗效显著，实乃我们世代传承的宝贵财富。”
六、与山西人民结深情谊
总医院医疗队在为山区贫困农民提供医疗援助的同时，亦热情地向当地的英雄楷模及广大的贫下中农汲取智慧，深受人民群众的教诲。他们带领队员们前往平顺县西沟大队展览馆，深入学习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申纪兰的感人事迹；在文水县刘胡兰烈士陵园，队员们聆听了英雄母亲胡文秀动情地讲述英雄的英勇故事；全国知名劳动模范、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永贵亦亲临医疗队驻地，关切地看望了正在巡回医疗的队员，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给予了诚挚的鼓励。
在共同的生活工作中，医疗队员们学习当年的八路军，与老区群众形成了鱼水深情，常常帮助农户把柴劈了、水缸挑满，院子扫干净，为病人买营养品，甚至给产妇接生后，还主动把脏衣服拿到河里洗得干干净净。
胡老回忆：“新绛县十四名医疗队员，夏收来到三泉大队帮助割麦。贫协组长李翠英发现他们脚上穿的是解放鞋，不舒服。女社员们连夜赶做了十四双布鞋，送给了医疗队员，那鞋的模样，和当年给八路军做的军鞋一样，结结实实，朴素大方。队员们十分感动。他们说：‘感谢贫下中农对我们的关怀，大家的心意我们收下，但这十四双军鞋我们不能要！’女社员们说：‘这十四双鞋，针针线线浸透着我们热爱毛主席、热爱子弟兵的心意，你们不收也得收！’怎么办？医疗队员们为了报答贫下中农的深情厚谊，又买了十四把镰刀送给女社员们。
“医疗队到期返京时，乡亲们自发地翻山越岭来送行，一位被医疗队救治过的妇女背来一大面口袋馒头送他们路上充饥。山区粮食短缺，吃点玉米糊糊都难，一大袋白面馒头来之不易，队员们很感动但不能要，她流着眼泪抓了几个，硬塞进队员军用包里。
“临汾地区古县永乐乡产妇王青梅患有地方病，骨骼畸形，医疗队员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为她接生，保住了大人孩子的生命。为了表达对解放军医疗队的感激之情，她给孩子起名为‘拥军’。
“芮城县医疗队指导员马成萱给韩王村女社员韩义梅做手术后，因病人回家休养不周，引发感染。已返京的他知道后很关心，多次电话指导病人康复，还托人捎去慰问品。几十年来，马成萱无论做医生还是任总医院副院长，始终关心着芮城平民百姓的病痛，凡当地人找他到北京301看病，他都尽力帮忙，热情关照。其实，所有在山西医疗队待过的医疗队员回到301医院后，都对原来医疗队所住村的村民们来301医院看病很关照，尽量打开方便之门。
“1971年3月，医疗队工作结束时，山西省革委、省军区在太原召开了欢送座谈会，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曹中南出席，授予医疗队‘先进集体’称号；同时总医院山西医疗队也是总后勤部和总医院的‘四好集体’；80%以上的队员被授予五好战士、先进个人或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荣誉”。
七、抚今思昔胡老发出感慨
胡老在回忆录中说：“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时移世易。今天看来，当年的一些土法东西有局限性，草木灰治大骨节病和针刺麻醉也有不足，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和局限。但是，解放军总医院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农村艰苦环境下，为我国农村卫生事业谱写的时代奋斗者的精彩篇章不应遗忘，广大医务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艰苦奋斗作风，值得发扬，
胡老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一个小故事：“2015年的夏天，我因病住进解放军总医院，常与护工小马聊天，聊天中得知她来自山西永济县，便向她讲起我在晋东南带医疗队的往事。一连数日，她对我的护理非常耐心周到，我出院时，一直送我上汽车。第二天，大女儿整理从医院带回的物品时，意外发现一封信和300元钱，信中说，‘大爷，您是妈妈的恩人，当年给她治了腿，我和我的家人感谢您。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想对您和您的医疗队道一声诚挚的谢谢！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全家欢乐！马海兰’。这么多年了，山乡的老百姓以及后人们还记得总医院医疗队，手捧着这封信，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面对当今的医疗环境，胡老发出感慨：“市场经济以来，随着商品社会的发展、医疗体制的变革，卫生领域有不少问题很突出。一些地方老百姓看不起病，医患冲突多，医疗商业化，令人警醒！毛主席‘6.26指示’发表五十多年了，言犹在耳。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无论怎样改革，卫生工作的重心应当放在老百姓身上，卫生医疗不能市场化!医德医风更不允许商业化、庸俗化。”
胡老的话振聋发聩，值得深思。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一名301医院的老战士，胡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是心系人民，关注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这种精神令人钦佩。
2022年那个冬天，胡老以94岁高龄辞世。他虽然离去配资门户平台配资，但是并没有带走医疗队那段历史，他用朴素的文字保存下了解放军总医院医务人员当年可歌可泣的那一幕，也给山西人民留下许多动容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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